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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旅游研究需要倾听和对话

btiii.com   2014-05-04   来源:搜狐旅游      作者:戴斌       原文链接

  2014年4月19日,“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14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在北京唐拉雅秀酒店开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年会上做了总结发言。

  戴斌:前两天会议之前第一次接触央视一个综合节目的采访关于读书的,以前跟央视打交道主要是跟旅游有关的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请了一些所谓的名家、文化界、艺术界、科学界的人士聊聊读书的问题,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喜欢读书。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还真没有当初特别喜欢读书,当初读书的时候家里面乡下长大的孩子,爸爸妈妈说你要读书读好了就进城穿皮鞋了,你读不好就回农村穿草鞋了。客观来讲是一个生活驱动性,没有说我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就像我要构建一个旅游学术思想来读书,没有。哪本书印象最深?路遥《平凡的世界》,那个和我读书的时候状况一样,也没有觉得苦,包括后来在南开读书的时候,跟安徽来回跑,现在坐飞机还要坐个头等舱,坐个奔驰车还要塞个枕头怕腰闪了,那时候回去买不到票,打个小蹦蹦车跑到车站里面随便买一张票钻到座位底下睡过去,那时候唯一的祈求,坐在上面的人有座位别脱鞋让我轻松一点,现在想想没有什么苦的,就是要读书完成我的任务。可是后来书读的越多困惑来了或者叫迷茫来了,读完硕士学位自诩为把饭店研究从一个微观提到宏观层面上来,觉得了不起了。读完博士,戴完博士帽做了国有饭店研究,觉得自己有一点突破有一点顾盼自琼的感觉,觉得可以指点天下,后来发现天下哪儿是那么容易指点的,指点不了。一个人的力量一个机构的力量在这个社会的大潮当中总是非常非常渺小,我反复读书彻底把自己看小了,看霍金的《大设计》、《时间简史》,尽管看的云里糊涂,还得往下看,像地球放在太阳系中间放在银河系中间放在宇宙时空去想,百年非常短暂,反而坦然了,原来就是这样了,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后来发现还是不行,还是有困惑。大家知道我喜欢写写随笔,随笔跟自己的切身东西相关联,我一般过个五年左右才出来,跟当下的人事有关系,我当成日记来写。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叫塞上牛羊空许约,读过《天龙八部》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其中一个章节的名称,写萧峰和阿朱的故事,为什么写这么一个题目?我曾经一些机会可以到当初萧峰和阿朱呆过的地方去工作,不是去放羊而是去工作,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放弃了,放弃的时候心里面后来突然想我为什么放弃,大家从这个题目能感觉出来还是有所留恋的,觉得那个官位还是对自己挺好的,毕竟几百万人在这么一个框架里面做事情,比一篇写文章去影响大的多更为直接的多。想来想去,可能跟自己的修炼还不够有关系。

  那么再回想一下走过的道路,读硕士读博士评教授写论文做专著一门课一门课去讲,我在服务谁?在服务过程当中是一种交换,思想也是一种市场,可是我找不到最终的信仰,什么是我,这个我可以是广义的我们学术这个群体,如果找不到的话你会始终觉得很困惑。我做一篇文章说这个学术界怎么给我一个评价呢?官场上怎么给我一个评价呢?我是不是跟企业家怎么去对话?很多困惑都会来。我刚刚看了一个微信讲2013年生物学诺奖的获得者谢克曼他批三大期刊,他说误导年轻人,让大家忘记了发表论文的初衷是什么。有人反驳他,你当初不发表你怎么评上诺奖呢?你现在不是过河拆桥吗?我很多话既是对年轻人现在来说的,更多是对我们所谓的功成名就不需要为世俗的东西来奋斗的人来说。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问题来了,你被别人逼着去走,定好一个目标给你一个路径你觉得很痛苦,但是这是很清晰的。我不需要去想为什么的问题,也不需要去想我要做什么的问题,所以古人去讲人应该怎么去成长,诚心,心先弄好,正义、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么一条路子下来,很清晰,你不需要去想外面的世界。我开玩笑说你动三江水别动河塘心,你动完不给它一个路确实很痛苦。

  我们再看西方的道路有什么,它有一个纯粹理念的东西在里面,过去宗教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西方一个讲自在讲存在,还有一个是自在或者纯粹的自在,有一个抽象理念在里面,引导你在里面走。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不得不一边行走一边寻找对自己思想的支撑,这个支撑可以让我们在落魄的时候去抗衡外面让自己保持必要的学术尊严和自尊。我们开酒店会议的时候我做的演讲题目教育的责任与大学的尊严,我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先去读书找一个标杆再去推动自己。比如我当时就任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一个独立学院院长的时候做一个大学校长论坛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包括张国林先生的传记,我把它当成我的一个梦想来实现。给我带来两本书,一个是田家英的传记,一个是蒋介石的大秘书陈国雷的传记,两个下场都不是太好,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给我一种支撑去寻找。贡献给社会的东西学术论文专著等等这些东西固然不容易,少林寺棍僧大家看到非常好,少林寺真正厉害的东西是什么?达摩堂、藏经阁。这些东西在理论学术界是什么关系?我们费了很多心血设计这些主题,比如我们一个分主题区域旅游创新实践和国家旅游思想的形成,在国家旅游思想的形成中间早些年79年小平在北京接见泛美航空董事长西美亚的时候讲的很清楚,我们要发展旅游,一个外国人来花一千美元我们可以挣多少钱,本世纪末可以创汇一百亿美元,我们创汇很快,到现在逆差。到了93年的时候说我们要发展旅游,为什么要发展国内旅游?93年市场疲软,经济学讲总需求不足,99年为什么国务院41号文件应对金融危机,现在问题来了。我们逆差去年出境旅游9819万出境人次,1286亿美元的消费,我们同期入境2.9亿人次,入境收入151亿美元,这么一个巨大差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发展旅游?这个就像我们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读大学的时候说你好好读大学可以娶一个好媳妇儿,我拼命读书。后来读博士,好好读,争取进入到北邮里面去,我写了一篇北邮的论文,快点破格评为教授,自己破格上来三十锒铛岁当教授,后来想想真是阶段性的东西,长期支撑下去的东西没有。为什么提出来,这是一个学术思想的问题,我们的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建设,社会服务、专业能力建设之后提出学术思想的问题,就是希望跟各位同仁特别是青年学者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正在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以及将来还会面临的困惑和迷茫。

  我经常说我在过不去的槛,有时半夜三点钟所有的演讲稿都是自己写的,包括大家拿到一本关于城市国民旅游讲稿,把一个讲稿拿出来是不是有点夸张?不管怎么说,每一篇稿子我自己学。有同志说你来我们就垮了,我们再也不用写稿了。思考这些东西没有大量的时间按部就班去做,很多时候是挤时间,飞机上、休息室、车上,我最怕半夜三四点钟,一片安宁,电脑屏幕上只有香烟烟雾缭绕陪伴着自己的时候,我想为什么?我做这个东西的目的为什么,有什么意义?终有一天包括年轻的朋友们,你在评完教授或者到一定阶段以后你始终逃不过这个终极追问,学术为什么,旅游也逃不过这个追问,旅游发展为什么。我们在基础理论在旅游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外设机构年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构建当代发展理论问题,而不是旅游基础理论问题。就像一个人你都没有吃饱饭,红烧肉还没吃够让我减肥怎么减啊?你过不了那个阶段怎么去达到,怎么达到另外一个境界?弘一法师大思想家、大和尚,但是要记住弘一法师他是经过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城市的繁华经历了舍了最后才得了,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这种困惑?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说,可以让你没这个困惑,我只能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困惑和迷茫或者在我们学术生涯当中迷茫和困惑是始终相伴的,一个迷茫过去了新的迷茫还会到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个人的经验,我想就是对话,跟谁对话?对话首先学会倾听,我们要倾听业界的声音。我昨天下午两场会,我当时跟马国教授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来进行对话,我们常宏院长对话对得特别好,杨磊也跟我说很少能跟学者直接对话。达到这个程度要先听,要知道他在干什么。当我们常态化的东西是什么呢?学术界在这儿,政府在这儿,产业界在这儿,互相之间咬尾巴,互相交叉,这个会出问题。表面上学术繁荣歇克曼教授讲的,把我们旅游打造成象样点的奢侈品,但是它的价值何在?我怎么知道外界的声音说什么,我怎么对话?你连听都没听怎么对话?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于说不停地说,很少会停下来思考。我觉得要听业界的声音,我认为这是最要做的,中国这样一个市场我认为是一个旅游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最大的实验室,不是我们晓英做的国家旅游实验室,整个国家的旅游经济发展给我们学者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实验室,可以观察到最原始的客栈也可以观察到最奢华的酒店,可以观察到最前沿的用移动包括谷歌眼镜的穿戴式设备,也可以看到最原始的我到东北去讨论的时候晚上吃饭的时候来一个老总是个女的,刁着烟说什么旅游发什么研究,瞎扯,什么旅行社。把单位里面的工会主席搞定就完了,哪儿有那么多事。我看接待我的那个小子拿脚使劲踢她,我说这个没关系,你在那个环境下也会这么做,生存是第一位的。包括这些创业者看起来怎么样,他背后的压力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是我们这些教授们拿个全额的国家拨款来去教教书来去做增量的科研是体会不到的。为什么我经常去说要始终有危机感,你听不懂他的话就没有办法对话,怎么去引领他?听完之后还要告诉他是什么,怎么去发展,换句话说服务、同行、引领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你对他没有价值,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说谁拯救我们谁就是我们的英雄,有一本书《历史上的英雄》大家可以看看。你只给他服务我认为是没有大格局的,别看同行得告诉他是什么。通过这些创新的过程当中,最近我在二外几个地方做的演讲都是跟创业有关参加很多活动,我说永远与创业者在一起,创业照耀旅游的星空,告诉他们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怎么赚钱,我要知道怎么赚钱我会去当亿万富翁去了,但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当商业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要找自己的思想代言人,甚至政治利益的代言人,但中国现在不允许这样,但它一定有这种潜在的利益在里面,潜在的诉求在里面,然后才是具体商业上方向的把握和具体的做法,人力资源怎么搞怎么做,既有干货的诉求也有湿货的诉求。我是实战派,我是靠干货的。我说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搞理论就是不实战不干货,在部队里面拿枪直接把敌人打死这是干货,你能说毛主席他就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就不是一个实践者吗?看你站在什么层次上看。当我们跟业界对话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跟他在一起帮助他告诉他是正确的,告诉他往前去行,有人跟我说戴院长你现在是高大上接触的都是大集团老总听你掰话,我在三四线小城,我也是从安徽的三线小城市走到今天。你非要跟段强、陈妙玲跟梁建章对话吗,你门口有没有如家的酒店,有没有一些旅行社的门店,他们是最需要的。别看怎么样,你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博士,你往那儿一站,他就高兴,跟你们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思路,你也会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样我们慢慢提炼出商业思想。我非常困惑,当我们的业界提出来梁建章都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学者该怎么办?当我们的企业家都提出来通过我们的产品让老百姓旅行过程当中更幸福,让我们的旅行更加充满阳光的时候,提出这样理念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地方去研究一些所谓的学术论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跟他形成对话?一倾听,二对话。

  政府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固然还会有这种GDP驱动甚至有些不着调的事情,但你看这些官员省长们市长们旅游局长们也都是博士毕业,千万别小看他们,我们党内对干部的培养不惜血本,我们都是受益者之一。中组部是最大的人力资源部,猎头公司弱爆了,根本搞不过它,这种培养体制小瞧它?你说这个不对太急功近利。我们要去做可能比它更加急功近利。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去推动他告诉他一方面服务引领,当我们发现国内的旅游市场已经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研究等等发现老百姓的旅游已经起来了的时候,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思想应该是什么,应该让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是为了实现公民的旅游权利而奋斗。我们在制订《旅游法》的时候,如果旅游权利写不进去就是一个部门法,无法在国际上对话,你再去听共同的声音听《马尼拉宣言》的时候怎么去对话?我不是法律专家,我很多同事也不是,我把这个理念提出来,感谢晓行主任没有数学公式的论文也给我发了。但是这个文章我可以说我不管引用率多少在《旅游法》的建设历史上在国家旅游局对外交往上,我参加很多国际上同行的对话是拿来做理论支撑的,不就是一个部门立法不就是争权夺利吗?当我们大量的出境旅游大量逆差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争论,有人说要限制有人说要收出境税,这种声音再加上所谓的中央调结构扩内需和民粹主义在起作用的时候往往是非常具有蛊惑力,大家注意到我在学刊连续发过一篇文章跟我同事一起合作,谈出境旅游的现状和政策选择问题,由于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再在学看发表文章客观讲没有哪篇文章纯粹是为了学术问题,有的是为做理论支撑,有的是直接针对目前的一种潜在争论或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当然会采取其它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我们掌握的渠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一些内参,甚至会通过交换意见替领导起草稿子把东西灌输进去。你不能说出境税就不能征,这种技术争论固然重要,比如我们会做一些数量化的东西研究,样本量、占比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为推动世界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繁荣的过程当中我们秉承什么样的理念,让人类更有尊严地去行走,所以我们推动免签免税、航权包括第三航权这种非常大的航权包括领事保护,刚提出的时候,外交部领事司的同志说不可能,我们现在人是有限的。后来通过政协提案起草,现在开始慢慢回来。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思想的渗透绝不像做一个官员一锤子下去马上见效,但是思想一旦着了道它就再也离不开了就变成一个信仰。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国际同行进行对话,这个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方法进行对话,可以就一些理论成果进行对话。我看大会发言的时候,谷教授做了很多分析,他做学问非常扎实非常细致,我真的是做不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最终的对话是什么,很多机会我和我的同事会代表一个国家去做一些演讲,前段时间我们做过国际旅游交流研究合作的研讨会,国家旅游局的有关同志说研究院出国的频率和覆盖的范围基本和国家旅游局等同的,换句话说由于没有行政级别的限制上至总统下至部长到一些企业家到一些业态到一些媒体可以广泛去传播,传播什么?传播我们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旅游,我们依靠什么发展旅游,我们发展旅游要做什么这样一个新时期的当代旅游发展体系,我的目标就是十年到十五年左右时间构建当代旅游发展体系,这个急不得,无法通过科研立项的方式推动。这时候要考理论抽象,在倾听的过程当中通过对话形成理论抽象,把理论抽象的结果形成我们的学术成果,学术成果之后就是学术思想,这是一种信仰。当我们有了信仰的时候就可以不断抵抗这种迷茫,否则我永远在官员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多少算是红品学者都抬不起头,大家更抬不起头。多少我可以在学者在企业面前也可以知道,你有你的财富我有我的思想,这是有效互动,我讲高层一级的互动,给人家做做培训做个收益管理,帮人家做个数据分析,这也是一种服务业是一种对话,但更高层次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把我们倒向更加迷茫的状态,做宏观研究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在哪里?你就想象,昨天上午马国讲鸟瞰和虫看的问题,虫看看起来很烦琐,但是总能抓到东西,鸟瞰就想象你在地球上飘着在银河系中间在广袤的宇宙中间简直连一个尘埃都不是的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天之悠悠怆然泪下这种感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抵抗的,靠什么抵抗?经由思想构建信仰,只是破一个题,我不可能指望说通过一次会议把一个学术思想建构起来,也不可能年会提出工作主题,包括青年人才的培养,现在多多少少大家认同了。我们提了五年,我们提出学术共同体的概念经过四年下来多多少少认同,思想下去何尝容易?但是你不经过这种思想没有这种主动的意识往下去做,最大的问题我们永远不知道你要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可能永远是被人说为下城不可与兵者,我们永远不知道孔老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种坦然自若的感觉是什么。今天我们有,我想我们将来也还会有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迷茫一直与我们相伴,能够抵抗迷茫的我想至少在目前能够看得到的思想,可以形成思想经由对话跟产业对话跟政府对话跟国际同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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