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陆续推出的古城重建计划，本质上都是在借恢复古城面貌来促进当地经济的新发展。但在此过程中，遗产活化应成为关键。这既是现代城市产业结构多样化的需要，也是文化复兴的需要。

　　不久前，一则“河南开封千亿豪赌，四年重造北宋汴京”的新闻引发争议。据报道，开封市欲投资1000亿元将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对此，开封方面做出澄清称：他们并不是想要复制一座“汴京”城，而是要借助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实现城市在内在风格上的统一。

　　事实上，上述倍受争议的古城重建现象并非个案。近几年以来，重庆、西安、敦煌等地陆续都在进行古城重建的规划，也都纷纷计划投入巨额资金来恢复当地古城风貌。古城再造计划其实早就在各地展开。

　　多年来，由于文化遗产的世界性和唯一性，使得我国许多有着古都之称或历史文化名城之实的大中小城市，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中进退维谷。很多古城做了大胆的尝试，耗资巨大的“复古”式发展掀起了一股热潮，但在社会上，却引发不少争议，看法褒贬不一。

　　大同、开封，以及最近的洛阳隋唐古城规划，还包括已经做出来的台儿庄古城、北京密云古北水镇等，这种用古代形态的东西来实现今天城市的发展目标，似乎已成为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发展所选择的道路之一，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我觉得有以下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产业和城市转型的时代。城市从工业转向现代服务业，从制造业转向现代服务业。为什么前面30年没有那么多城市恢复古城，而反倒把古城、老街道拆掉，现在却又重新建呢?这些都和不同时期所处的大的历史背景有关。前面乱拆是处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存在盲目性;现在是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同样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后工业化时代是用现代服务业带动城市发展，所以古城重建对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不一定都是出于古城保护的角度，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古城恢复来实现当地文化产业、房地产、城市综合经营的新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地政府手里或多或少掌握了一定的财力资源，所谓集中财力办大事，为了政绩，一些地方政府总希望有一些大动作。以前的大动作可能是建开发区、修马路，现在则要把城市整体进行文化方面的包装，这也是一种选择。在古代，讲的是盛世修志修庙，到了现在，则讲的是盛世修城。只不过，现代修城和古代修庙目的完全不同。现代修城更多的目的是借此来振兴地方的文化产业。

　　最后，一些城市当前缺失对本地文化的自信。1949年以来，城市现代化进程对中国传统风貌、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得中国很多城市失去了对本身文化的自信。正是由于很多地方对本地文化的不自信，所以才希望恢复古代最辉煌时期的风貌来重塑。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古城重建，建的都不应该是简单的古城本身。一个古城墙，哪怕只剩下遗址，只剩下城根角，亦或是一砖一石，但它仍是历史信息的一种遗留。现在有些城市的复建却一点找不到当年古城的影子，只知道位置在哪里，然后按照古代的风格把它建起来，但它仍是现代的建筑，现代的材料，现代人的劳动，和古代的古城几乎没有一点关系。

　　在古城恢复的同时，首先要想清楚其功能何在。到底是做商业区、居住区，还是文化创意园区、旅游区等等。不过，大规模的古城重建，往往都是将这些功能综合表现的。另外，不是先去考虑建城墙、古街，而是首先研究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分别都有什么需求，再根据这些需求来作配套和业态设计。比如在洛阳隋唐古城规划中，对于天街中轴线做完概念规划之后，紧接着又进行了修建性规划，进而做好了业态规划。

　　各地方在做古城重建时，同时还要做综合性考虑，既要有现代的功能设计，也要有视觉景观，要有现代化的功能与之相呼应，而不是一味地用古代的东西。对历史街区而言，通过合理使用现代手段，街区会变得更有活力。

　　总而言之，遗产活化才是古城重建的关键。它既是现代城市产业结构多样化的需要，更是文化复兴的需要。在重建过程中除了要把古代的形态和今天的生活紧密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外，同时也必须要结合地方特色，强调其中的一些主题，进行差异化开发。

　　作者 吴必虎(系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学会秘书长)